“农民工”叫法该不该改，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。新一轮讨论缘于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作协副主席吕雷的呼吁。他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性，建议将农民工统一称为工人。 　　此论一出，引来很多人的热论。其中不乏赞成者——吕雷先生不是提出此论的第一人，此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观点，如深圳市政协委员杨一平律师，就曾作出过相同的呼吁，认为不应把工人划分成城市工与农民工，对农民工正确的称谓应是劳务工；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，提出质疑意见。 　　质疑者认为，对农民工的歧视，根子不在于如何称呼，而在于体制性的障碍；先有对诸如就业、教育、收入等经济社会政策的差别，后才有称谓上的歧视。消除歧视的前提是统一相关政策，叫什么并不重要。 　　还有人提出，取消农民工不仅缺乏可操作性，而且可能使农民工既享受不到与城市工相同的待遇，又失去现有某些针对农民工的特殊待遇，落得个两头空。 　　我认为，叫不叫农民工当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，只是称呼上的变化而已，但有这种变化比没有好，有助于加快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进程。 　　仔细分析一下对农民工的各种议论，发现不管赞成改名与否，其实对农民工的问题都有很多共识，比如，都把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都觉得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，都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具有过渡性特点。即使主张保留农民工称谓的人，也觉得它叫起来别扭。是啊，明明已是工人中的一员，在干工人的活，把家也安在城里，为何还要在“工”之前附加上“农民”两字？又农又工，似工而农，似农而工，站在工人的岗位上，待遇却介于工人与农民之间，所谓“名不正言不顺”。农民工的尴尬地位，虽不能说就是称谓惹的祸，却与其尴尬的称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　　当然，我们不会天真到以为把农民工改称为工人，他们的待遇就会在一夜之间与城市工完全相同。这种改变当然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对农民工歧视的背后，还是户籍制度的不公平。由于城乡分割，不同户籍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差异很大，“含金量”不一样，因此，统一户籍管理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治本之策。但我们不应被动地等到户籍统一那一天，而应从条件成熟的地方做起，比如医保、收入、子女入学等，逐步向城市工看齐，这样，就可借助“正名”带动观念更新，使人们从就业到福利不再对农民工“另眼相待”。这些事情做好了，反过来又为户籍改革创造了条件。 　　至于担心取消农民工称谓后会“空得其名”，连现有的某些特殊关照也被“取消”，我觉得大可不必。如上所述，现在人们对农民工的待遇不公平已有共识，只是囿于条件难以一步到位解决而已。一些企业基于自身的实力和条件，已出台了关照农民工的措施，尽管大多属于“修修补补”性质，但对改善农民工待遇的作用不可小视。这些措施具有刚性效应，一般来说，只会增多不会减少，更不会取消。只要农民工这一群体客观存在着，如果某企业曾包车送他们回家过春节的话，不大可能因为他们现在被称为“工人”，就不再为他们包车了，除非企业另有考虑，或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回家。